论文查重网小编从有关渠道获悉，近5年，中国学者撤稿量为1437篇，于2017年达到高峰（400篇）；2018年已收获112篇撤稿。2010和2011年，中国均有超过2000篇的撤稿量，并于2011年创下了至今无人打破的世界记录。
虽然撤稿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因论文错误等导致的正常撤稿确实需要积极鼓励，但因学术不端导致的撤稿不仅违背科研诚信伦理，还将严重地损害个人、机构及国家的声誉，浪费国家经费和损害公平。
6月5日，网络爆出署名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青年教师粟花的《关于暨南大学新传学院博士生和《新闻界》杂志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文末附公开信全文），信中痛陈“最近发现几起严重的论文抄袭事件”，并附上了大量的“抄袭证据”。
部分抄袭证据
该文一经发出，引起不小的关注。其实，学术不端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
2017年4月，世界知名学术出版商“斯普林格”宣布，旗下的学术刊物《肿瘤生物学》中，107篇来自中国学者的论文因涉审稿人及审稿报告造假，被撤稿，成为中国学术界一大丑闻。
此后，美国著名杂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曾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长期用重金奖励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科学家，造成学术剽窃、造假等不良风气盛行。近5年，中国学者撤稿量为1437篇，于2017年达到高峰（400篇）；2018年已收获112篇撤稿。下面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全球撤稿贡献大户：中国学者
截至2018年5月31日，全球共有15059篇撤稿，中国学者贡献了6879篇（占比45.68%），几乎是全球每2篇撤稿中就有一篇涉及中国学者。
现有数据提示：全球最早撤稿发生在1927年，是由美国耶鲁大学创造的世界记录。
全球撤稿统计图 | 来源：艾普蕾全球撤稿数据库
世界单年度撤稿记录：中国学者创造
中国在2010和2011年均有超过2000篇的撤稿量，并于2011年创下了至今无人打破的世界记录。全球撤稿中2010和2011年的峰值就是由中国学者撤稿贡献的。现有数据提示：中国最早撤稿发生在1995年，是由中国矿业大学创造的记录。中国学者撤稿绝对数持续走高
在全球发文量较大的7个国家中，近五年（2013年1月1日-2018年5月31日，以下同）中国和美国的撤稿绝对数量从2014年起持续猛增；但从2016年起，中国继续增加，美国则逐渐下降。由于2018年只有5个月的数据，故2018年的走势尚不明朗。
英、日、法、德、韩五国撤稿数基本维持在每年50篇以下，非常稳定。
由于受国家发文量大小的影响，绝对数评价存在一定的缺陷。
中国学者撤稿比率稳居第二
为了消除发文量的影响，特纳入发文量作为校正分母。
数据显示，中国学者撤稿比率基本稳定，但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基本锁定亚军位置。令人
中国学者近5年撤稿量为1437篇，于2017年达到高峰（400篇）；2018年已收获112篇撤稿。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撤稿达273篇（占比19%），基本上每5篇撤稿就有1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作为中国最具口碑和公信力的科研经费部门之一，NSFC的主动防范和监管仍需改善。
学术不端撤稿非常常见
近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撤稿达273篇，许多撤稿受到973、863等国家重大项目资助，涉及金额巨大。学术不端撤稿种类多种多样，在此不逐一列出。
本文仅对常见的3种学术不端进行分析：
在这273篇受NSFC资助相关撤稿中，涉嫌文本抄袭撤稿36篇（占比13.19%），涉嫌图像造假撤稿48篇（占比17.58%），涉嫌操控审稿撤稿56篇（占比20.51%）。
由于很多杂志的撤稿通知可能为了顾及作者颜面，并未直接使用抄袭、造假等字眼（比如“在不同文章中重复使用相同实验图片、与以往文献大量相似、文本复制”等表述），所以实际数字要高于现有数据。
经艾普蕾英文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和图像造假检测系统主动筛查，仍发现大量涉嫌论文抄袭和图像造假的文章，但尚未遭到撤稿。
近5年高校机构撤稿排名
从近5年高校机构撤稿排名来看，上海交通大学高居榜首，山东大学紧随其后。中科院亚机构众多，发文量大，排名第四可以理解。知名学府清华大学位居第11位，北京大学位居第15位。
需要说明的是：该撤稿数包括正常撤稿和学术不端撤稿；并且，只统计和展示一级机构。但无论是文章错误引起的正常撤稿还是学术不端性撤稿，当使用文章获得了竞争性收益后又发生撤稿，就很有可能损害了同期相关竞争者的利益（尤其是在职称晋升、基金申请过程中）。
各位学界前辈、同仁：
大家好！我是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青年教师，最近发现几起严重的论文抄袭事件，希望通过这封信跟大家交流，并期望大家一起推动学界的科研诚信、维护学术伦理。信函较长，因附有大量抄袭证据，烦劳耐心阅读。
今年5月24日晚11点，朋友在微信里转给我一篇由公众号“质化研究”推送的文章，《亲密关系：是隐藏，还是公开？——中国高校年轻情侣的媒介使用分析》，并笑称“这篇文章的视角跟你很像，不会是抄你的吧”。打开文章，果然，文献综述和分析部分都似曾相识，读到访谈例证时更确信无疑了，因为这些例子连同访谈人物的化名都跟我的研究一模一样。这不可能是巧合。
这篇署名暨南大学博士生的文章最早发表在《新闻界》2016年第1期上。它抄袭的是我在美国读博期间，于2012年在第五届全球传播论坛暨国际传播协会年度大会专题论坛上提交并发言的英文论文。该文除了添加引用学者的个人信息、将访谈地点从北京改为广州、并在方法描述中增加了跟研究内容和结论没有关联的网络调查方法之外，就是对我的会议论文的逐段翻译。【全文涉嫌大量抄袭，请大家阅读全文。文末附上证据截图】
这样的剽窃文章竟堂而皇之地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我感到震惊和愤怒。这是对我著作权的公然侵犯，对我劳动成果的直接攫取。它不仅使我发表于其后的相关文章反有“剽窃”之嫌，而且让我尚未发表的访谈数据无法再使用。这些抄袭者可以轻松复制的访谈数据，是我在读博期间利用假期回国辛苦采集而来的，其间经历的招募、采访、誊写、分析等各个阶段的艰苦劳动，至今历历在目。单说回国采访之前，为了获得学校学术伦理委员会对研究程序的批准，就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经历了无数次程序和措辞的修改。虽然繁琐，但我明白这是维护学术伦理的必要程序，但抄袭者却可以跳过所有这些过程，包括写作的过程，直接盗窃我辛苦劳动的成果。
更让人震惊的是，发表这篇抄袭之作的《新闻界》“博士生新论”栏目，在2017年第1期和第10期又发表了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一篇题目为《不止于听：广播与微博融合语境下听众与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拟社会互动研究》，另一篇为《富裕的现代生活还是较高的社会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的媒介形象研究》。经对比，这两篇“新论”也是剽窃他人成果的文章。
前一篇是抄袭台湾学术期刊《广播与电视》2015年第三十八期上的《不只是听广播》一文，暨大博士生的文章除了将原文中“脸书”、“社群媒介”等词用“微博”等词进行了替换，并添加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电台的节目概况表之外，其文献梳理、研究假设、研究方法、变量定义、假设验证、资料分析和结论部分均与原文高度一致，包括量化的数据。
后一篇是抄袭美国LexingtonBooks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学术专著《Televis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Ideal in 1980s China: Dazzling theEyes》。暨大博士生的文章对原著的引文、方法论、文献综述、以及第二章等处的文字进行了翻译、挪移和拼贴，文中所用图片均盗自原著。
这三篇“博士生新论”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研究范式和视角、以及研究方法都很不同，跨度非常大，包括新媒介技术与人际关系的阐释性质化研究，融合媒体与人际互动的后实证主义量化研究，电视媒介的历史研究和的批判性文化研究。对一名在读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来说，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掌握跨度如此之大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并独立完成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如果在核心期刊发表是高质量论文的指标的话），很不常见。对于这样少有的现象，作为新闻传播学核心刊物的《新闻界》并未加以注意，也未对论文进行严格的审核把关，我很遗憾，也很不解。
在此，论文查重网小编敦促《新闻界》编辑部尽快公开发布撤稿启示，向被抄袭的作者公开致歉，主动联系转发和收录了这些文章的网络平台、数据库、微信公众号等等提出撤稿。并严格自查，提高审稿质量，加强对学术论文的审核把关。
然而，这位暨大博士生的抄袭行为还不止这些。对我的同一篇会议论文，他抄袭和发表了两次，从知网的检索来看，这篇论文被2015年12月12日举行的安徽省第七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所接受，并以《私密性和公开性：中国青年情侣的媒介使用》为题收录到该论坛的文集中。这一篇文章除了将访谈所在地从北京改为广州外，几乎是对原文的忠实翻译。
此外，该暨大博士生被收录在2013年出版的《媒介化社会的社会文明建构--第四届“华中地区研究生新闻传播学术论坛”优秀论文集》中的获奖论文也是抄袭之作。该文题目为《香港媒体对大陆移民家庭的偏见性描述研究》，与2012年Springer出版的《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hinese Families》一书中收录的《ThePrejudicial Portrayal of Immigrant Families from Mainland China in Hong KongMedia》一文内容完全一致。
证据如山。从2013年到2017年，暨大博士生的抄袭行为不是偶然的，而是惯常的，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作为该生的培养机构，在该生在读的五年间，没有及时察觉其中任何一次剽窃行为，从而也未能及时预警、阻止后续的学术不端，我也深感遗憾。衷心希望暨大相关部门能严格彻查此事，并完善暨大对科研诚信和学术伦理的监管和预防制度。
从微信公号的推送中偶然看到自己的文章被抄袭，到发现如此惯常而恶劣的剽窃行为，在核心期刊和学术论坛中反复上演，不仅未被发现，还被冠以荣誉，震惊实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我为我们学术诚信的现状及其对学术研究质量的影响感到深深的忧虑。但令人鼓舞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5月30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要求严格查处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并将“让守信者一路绿灯，失信者处处受限”作为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
作为一名坚持学术理想、珍视学术诚信的高校青年教师，两办的《意见》无疑是最大的鼓励和后盾。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之间，核查抄袭事实，撰写这封公开信，一则是为了维护自己以及其他被抄袭作者的著作权，二则是呼吁学界前辈和同侪共同关注和维护我们极其脆弱的学术声誉和学术诚信，并希望相关出版社、大学、学术论坛能够不推诿、不拖延，诚实地改进论文审核工作和学术伦理监管上的低效与不足。